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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30]这种将宪法中的纲领规定排除出实在法律体系的绝对二分法，延续了强调立法对宪法实在化具有决定性的观点，虽然赋予了传统自由权宪法层面的规范效力，但并未正视那些不含主观基本权利的宪法条款的规范能力。
增设法院层级，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综观纠纷化解的过程，它往往不是一锤定音，而是逐级过滤、梯次消解。
在民事诉讼中，大幅度提高基层法院管辖案件的诉讼标的金额，最高达5亿元。尤其是高级法院二审的案件，再审就寄期望于最高法院，法院层级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4]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579—581页。美国的联邦巡回法庭，最初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去各地巡回审理。可能有人质疑，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过大区建制，不久被撤销，现在设立大区分院是否走回老路呢？这完全是两回事。
从检察工作实际和机构精简原则出发，检察机关不设对应分院。 何海波，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判断出了其他利害关系人，实际也就找到了相对人——两者都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下的双方主体。
行政法合宪性审查框架中基本权利与行政法律规范的关系可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存在行政法积极抵触基本权利与消极抵触基本权利的两种违宪类型。如果持这种立场，那么尽管保护规范理论形式上维持着——行政法上的权利确实是依据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导出的，但是这种导出实质与上文所述的基本权利直接适用并没有多少区别，直接将行政法权利与宪法基本权利划上了等号。另一方面，结合行政法解释与适用的实践场景，论述该体系框架下的基本权利教义学应当如何与行政法学进行互动与融合。[9]参见谢宇：行政行为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第135—136页。
在具体适用中，往往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导出行政诉讼法上的合法权益，从而论证原告资格。再譬如，《劳动法》第27条第1款、《劳动合同法》第41条中，企业裁减人员方案需向行政主体报告，方可大规模解除与雇员的劳动合同，在这一情形中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规制与被裁减人员的劳动权保护形成了相反利害关系——行政机关认可企业裁员则损害了被裁减人员的利益，反过来说，法律就是为了保护被裁减人员的利益而规定了经济性裁员行政报告制度。
这种基本结构转化到行政法上就是：行政法律规范为保护一方主体的自由而减损另一方主体的自由，增加其义务，双方主体的利与害方向相反，互为因果，因而可称之为相反利害关系（见图2）。第一种情况，行政法律规范明文规定保护或限制某种权利，其保护程度等于甚至超越基本权利的最低保护水平，或者其限制程度等于或低于基本权利的最高侵害限度。（一）间接效力与保护规范理论要在行政法上发挥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其实现方式是依赖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第三种是阶梯复合形态的利害关系网。
因此，判断原告资格最先、也最根本的是要判断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而不是立刻识别谁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行为侵犯，逻辑顺序是先判断利害关系再从利害关系中分析谁可以起诉、谁不可以起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实际上是各种主体与行政行为一起形成了一种三角式的利害关系网，诉权判断的关键是首先找出这种利害关系网（见图1）。此时特别是一级关系中害一方的村民同样与二级关系中的利一方的开发商之间利益对立，应当赋予诉权保障。参见李海平：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反思与重塑，《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79页。
基本权利的直接适用虽存在法理错误，但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方法既在法理上不存在疑问，且现实司法中通过宪法说理等功能也具备可操作性（可行性），更重要的是，这种间接适用也恰好可以解决保护规范理论的种种诟病（必要性）。例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13条采用招投标方式的出租车经营权许可制度，竞争性许可申请人（投标人）之间因出租车经营权这一有限地位分配归属问题对立，投标人甲、乙、丙等之间利与害因中标归属问题相互对立。
此时，需要做的就是将客观的行政法律规范分解为主观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即权利义务关系。[33]疑难在于谁是其他利害关系人，一直以来困扰着学界与实务界。
相反，倘若一个行政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行政行为违宪的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即便有违宪性，也是法律规范本身的违宪性，不可能直接绕过法律规范去评价行政行为的合宪性，所谓法律规范合宪，但行政行为违宪（适用违宪）的本质是行政行为没有适用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因而不可能具备合法性。譬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中所称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宪法权利，公民可以主张基本权利受行政行为侵犯从而获得诉权吗？再譬如，行政主体对公民作行政处罚时，到底是单纯依据行政法律规范作出，还是必须同样考虑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依法行政与依宪行政在具体场景运用中存在一定张力，既要依法行政，又不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论需要更具体的分类讨论。此时，本文主张与传统做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寻找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不应当孤立地、形式主义地从个别字面、条款中寻找蛛丝马迹，而是首先通过利害关系的整体理解去分析哪些权益与哪些权益形成了冲突与对立，哪些权益在天平的一边，哪些权益在天平的另一边，必须从整体上而非单独地勾划出利害关系框架。最后，遗憾的是，过去学界与实务界从来都不对什么是利害关系本身进行解释，普遍将利害关系理解为一个结论，而将《行政诉讼法》第2条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犯当作是解释对象，呈现合法权益是否受行政行为侵犯→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逻辑关系，将第25条第1款的解释置于第2条的地位之下。黄锴：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审查路径——基于指导案例77号的分析, 《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第146页。行政主体为了保护他人、一般社会公众安全才限制甲的权利。
结合我国学说与比较法，总结来说一共有三种思考方式：基本权利全面介入、基本权利个别介入与基本权利辅助分析。[17]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侵害已经达到了重大的程度，此时要么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导出权利，如果无法通过法解释的方法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导出，那么只能意味着立法的不作为违宪——即上述合宪性审查的第四种情况（消极抵触宪法）。
[39]（三）后续的处理——合法权益、诉权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发挥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作用，采用基本权利辅助分析的弱间接效力立场可以帮助析出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然而，同作为调整国家与私人公民间关系的宪法难道不可以直接适用在公法的另一分支行政法上吗？这种直接适用的观点就意味着，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导出公民的行政法权利，向行政主体主张保护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二）基本要义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16]。中共中央随后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加强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作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加以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应坚持法治为民的理念，包括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以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12]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开始就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目前，国务院正在部署开展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实践证明，缺乏系统思维和方法，应急管理就会支离破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这一最具执行力的应急管理主体，其权利义务在法律层面的规定却并不完善。
还有学者认为，行政应急程序应兼顾灵活性与公正合理性，有必要吸纳各类自由表达的意见，并使各种替代性方案有被保留和重新考虑的机会[33]。在微观上，强调主体、行为、程序、责任等法治要素构成齐备和相互作用，形成结构完整、稳定有序的格局。
预防原则在应急法治框架中的确立，有赖于弹性与动态的管理工具的应用。从释义学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是并列关系，二者同属于法治体系的下位概念[26]。我国应急管理实行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条条、块块以及条块之间的隔阂，根源在于相互之间互不隶属、职权来源不同的现状，这可能带来责任不明或者混淆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有学者指出，我们正处于社会立体网络结构，每一个网结都在多维的方向上展开，摧毁一切明晰的边界。在这种由共同体构建的网络状态中，国家主要呈现为三重身份：在国际层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民族国家，在国内层面相对于地方而言的中央，相对于公民、社会而言的政府[2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法治为民首先要有良法，立法应当体现人民意愿，并遵循立法民主性原则，包括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以及立法内容的民主性。
法治方式强调各种措施、方式、方法和行为要符合法的规定性，着眼于行动[11]。可以借鉴民法总则的立法经验，在梳理国内外应急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我国应急管理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引领性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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